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学术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度黯淡蒙尘。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裹挟下若干新思想、新理论、新学科的遽然涌入，到底哪种“主义”、何种知识可以救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知识界、学术界为此久久论争。正是在救亡图存的真理探索中，中国学术从传统转向现代；也正是“为民族谋复兴”的主体自觉中，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年不懈奋斗，为百年来中国学术坚持自主发展指明了前进的历史方向。

　　不可否认，近现代中国学术转型受到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看来，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就如同纵横的地下水系。近代以来，中国在具体知识、技术以及学科分类体系方面，向国外社会科学学习和借鉴，促进了传统中国学术的现代化。现代中国各门学科的奠基人，几乎都是能够融通中外、运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整理传统学术并重新架构传统学术的大家。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院长张红军注意到，近现代一些能够融通中西学术的“大家”，一方面有开放的眼光，另一方面立足于自身所在的学术传统与文化传统。西学东渐在客观上还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各种西方思潮涌进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学说也进入了中国。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当“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中国“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实践中学习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批判的武器”，不断进行革命，进而在同各种思想交锋中强有力地发挥了“武器的批判”作用，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廓清了中国革命进程的历史道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特别注意到，近代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思想界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始终有一股追求中华文化、文明主体性的精神自觉的力量在主导。这股力量为当代学者在坚持主体性的基础上，融通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与文明成果，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化与文明，提供了可贵的学术基础与思想基础。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中国百年学术的成长始终汲取着人类文明最优秀的思想成果。“就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也是如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少杰表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反思、对西方学术的考察分析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传播，是中国社会学的直接思想来源。不过，他对一些视西方实证社会学为圭臬的论调提出了批判，“这种观点不仅无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经学传统的影响，而且将中国社会学狭隘地理解为西方实证社会学的舶来品”。

摆脱学术研究中的“西化”倾向

　　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然而，长期以来面对西方强势的学术话语，一些学科、学术研究领域客观上存在的“西化”倾向，对外国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照猫画虎、生搬硬套，或者为了达成所谓的理论自适应，用西方理论分析工具随意裁剪中国经验事实等做法，严重影响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造成了缺乏中国独创经验的学术自信，削弱了中国理论建构与表达的原创能力。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枝独秀”，并对其他文明形成优势性输入的压迫，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学术之路的历史背景。吴根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大体上均会出现三种类型的文化主张，即极端的文化保守派、极端的全盘文化外来派，以及协调、中和的文化融合与创新派。这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界仍然有所体现。在比较的意义上，基于中西古今文化和思想的综合而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张岱年借用现代西方哲学概念分析的长处，努力依照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对中国哲学的范畴系统进行清理；以冯契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中西古今比较的广阔哲学视野里，提出了“广义认识论”，以克服现代西方哲学狭义认识论的诸多不足。

　　单纯强调西方的学术理论、学术概念，在历史学领域尤其是对中国史的研究，更造成了中国学者研究本国、本民族历史失去话语权的危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金铮注意到，近几十年来，欧美学者的专著一旦被译为中文版即广受推崇。对此，我们强化理论自觉与保持理论清醒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要善于鉴别和吸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有益的理论成果和创新方法；另一方面，必须改变“跟从式”的研究偏好与思想资源获取方式。更应该重视的是，要切实挖掘、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秀学术成果，深入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

强化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原创性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在继承、利用好古今中外各种优秀学术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能力建设，推进原创性学术生产。

　　扎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土壤，才能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经济学研究为例，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周文提出，根植于波澜壮阔的经济实践，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丰富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概念和范畴，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知。

　　在哲学研究领域，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认识对于反省西方科学的形而上学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志强说，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精神，我们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传统的契合之处，也发现了重新架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出发点。这对于今后学科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征程中，中国社会学也在稳步前行。刘少杰表示，当代学者在吸收西方社会学一些优秀成果的同时，努力构建植根中国社会的新观点、新理论，努力吸取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为新时代条件下构建中国社会学理论做出积极的探索。

　　伟大的时代必然高度重视对历史的总结和传承。在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进程中，史学研究没有缺席，而是呈现出更大作为。李金铮表示，近年来，中国历史学者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上都做出了有益探索，如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形成、中国社会形态、近代中外交流、中共革命道路等诸多重大基础理论问题上，新的研究成果和学理创新阐释框架不断涌现。

　　张红军表示，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及其话语体系，需要我们把握审美风向，纠正文艺作品及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倾向。

不断提升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

　　博采众长不等于人云亦云，吸纳百川也不是随波逐流。立足本土社会发展实际，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形势、重大成就和存在问题，总结经验、揭示矛盾、回答问题，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任务。

　　刘少杰表示，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举世瞩目，事实雄辩地证明，我们走出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继续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更要深入总结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功经验的本质特点、展开模式、运行机制和发展逻辑，要通过这些重大现实课题研究建构自己的新理论、新范式。应当从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单纯引入应用中跃升出来，积极建构真实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并能进一步有效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快速发展的中国不仅是世界舆论的焦点，更是走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的重要研究论域，国内外学术交流愈益频繁已成不可逆转的新趋势。对此，李金铮认为，既要从中国看世界，又要从世界看中国，要努力挖掘、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演进的独特性、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还要寻求和国外历史、国外发展道路的共通性，最大限度地互鉴独特性与共通性，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为世界学术的智慧进化、为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作出新贡献。

　　在中外学术交往中，坚守学术研究的主体性除了要坚定文化自信，还要求我们的学术成果具有中国学者特有的问题意识以及关怀世界的中国胸襟。张红军认为，学术研究中的中国特色、中国话语方式，不能只停留在标签式的符号层面，而是要深入到哲学思维层面、民族文化精神层面。如此，不断形成“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学术成果，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有效提升当代中国学术的思想传播力与国际影响力。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在全球学术交流场域，学术主体性的获得与强化，关键在于从中国与世界的双重维度出发，提供更具有创新表达的学术思想和知识积累，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张志强表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是思想冲突与利益矛盾的主体根源，无论是“看中国”还是“观世界”，只有扎实做好有效解释中国与世界的学理逻辑建构，才能展现中国智慧的思想与学术魅力。

　　我们正处在一个风云际会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一个没有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新时代的中国正以卓然发展的精神状态致力于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必将深度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主体性是原创性的认识论前提。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中，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以中国智慧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切实强化思想生产与知识锻造的学术表述主体能力建设，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与学术自信，就是不辜负新时代辉煌发展的光荣任务。